（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６２周年的天安门广场，阳光明媚，花团锦簇，人潮如海。

　　巍然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层台座腰部四面镶嵌着的８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和胜利渡长江，默默地向人们述说着中国革命的壮阔历史。天安门广场上摆放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画像，和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的画像，共同接受着万千民众的崇敬与景仰。

　　自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终结封建帝制，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新中国乃至开创改革开放新时代，１００年来，辛亥革命精神在中华大地始终继承发扬，民族复兴大潮滚滚向前！

　　让我们把记忆再次拉回６２年前的那一刻：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当毛泽东主席用浓重的湘音和激昂的语调，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身着深色旗袍的宋庆龄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眼前沸腾的人潮，看着广场上矗立的孙中山画像，不禁热泪盈眶。8天后，她这样向世人讲述在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二）

　　孙中山的伟大奋斗和艰苦努力，始自中华民族经历“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之际。

　　１９世纪初叶，当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工业化突飞猛进之时，东方的大清帝国依旧沉醉在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的落日余晖之中。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必然自外于世界潮流，望尘于时代趋势。

　　落后必然挨打——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数千英军士兵倚仗船坚炮利，连陷大清帝国东南海防要地，甚至耀武长江内水、窥探京畿门户，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此后短短几十年间，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下，屡战屡败，丧权辱国，令中华民族陷入存亡绝续的死生之地。孙中山１８９４年在《兴中会章程》中写道：“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

　　——师法西方列强，是当时的中国最容易想到也最容易看到的一条路。但是，曾国藩、李鸿章等发起的洋务运动，虽然搞了３０多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希冀却在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中一夕成灰。

　　——依靠统治者走改良道路，也是当时的中国开明知识分子提出的一种主张。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的维新变法，虽然有１０３天中发布变革法令达２８０件之多的大刀阔斧，其效仿欧亚列强实行君主立宪政治的愿望却在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政变中一梦成空。之后，内外交困的清政府迫于“立宪自强”的社会舆论压力，派五大员出洋考察，准备效法西方君主立宪道路，但随后“皇族内阁”的出台，暴露其维系帝国“万世一系，永久尊戴”的专制本质，使温和的立宪派备感受骗，立宪之路事实上破了产。

　　——这前后，还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烽火四起。但是，这些农民起义受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或套用西方神权信仰，或沿袭本土封建习气，无论是“反清灭洋”还是“扶清灭洋”，最终都遭到了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等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在１９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学生效仿老师却被老师痛殴，草民反抗君权却又恋栈君权——历史反复说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想通过照搬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也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通过“打倒皇帝做皇帝”实现改朝换代，更是根本行不通的。只要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座大山压在头上，中国就必然是“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悲惨局面，中国人民就必然要遭受“万园之园”熊熊烈焰三日不息、京畿重地列强军旗经年不落的奇耻大辱。

　　（三）

　　１８９４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

　　其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翌年，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向日本帝国主义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赔款２亿两白银。其二，曾寄希望于体制内改良救国的孙中山，彻底抛弃了幻想，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

　　此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清政府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威逼下，与１１国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赔款４．５亿两白银。无能的清政府还无耻宣称，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自此，中国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朝廷已成为“洋人的朝廷”。

　　事实无情地教育了人民，不把腐朽的清政府推翻，中国的一切变革都无从谈起。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暴力革命，成为当时中国的历史必然、不二选择！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孙中山、黄兴等一批批爱国志士，先后组织了黄花岗起义等１０多次武装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极大地震动了清朝统治的根基，民主革命思想随之风行全国。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晚，武昌新军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辛亥首义的第一枪后，革命烈火很快燃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清廷的腐朽统治终于覆灭。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自此，“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辛亥革命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令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走出历史的低潮点，被列宁赞誉为“东方的觉醒”。但是，当时的中国，距离真正的独立、自由、民主、共和、繁荣、富强还相当遥远，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努力远未达到抵近真理的程度。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时人的悲叹，源于辛亥革命似乎只是为中国换了块“民国”的招牌，让中国男人剪了辫、女人放了足，而“五权分立”的议会政治、多党制民主却空有其名，各派政治势力还是“有枪就是草头王”，各霸一方鱼肉百姓，“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亦难遇见，列强在中国各地的特权照样保留，外国租界里照样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这种局面的形成，根本原因还在于辛亥革命进行得并不彻底。革命党人没有提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革命党兴起于海外，在国内缺乏民众基础，又不掌握革命的武装，历次起义多以会党这样涣散的组织为依托。武昌首义虽然成功，孙中山等人却无力整军彻底扑灭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始终处于下风。而革命党人过于理想主义的议会政治斗争实践，也在反动势力的逼迫和暗算下流产。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一职，寄希望于袁世凯等强力人物整肃全国，他可以安心地组织建设２０万里铁路、行实业救国之道的想法，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只能变成一场幻梦。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推翻它、消灭它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重任，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

　　（四）

　　辛亥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民主意识的高涨和思想的一次大解放，直接造就了２０世纪第二个１０年中外各种思潮在神州大地的风起云涌，为中国人民继续探索、选择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开辟了全新的视野。

　　辛亥革命爆发后曾投身长沙新军的毛泽东，１９３６年在陕北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说：“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它经常讨论‘社会主义’，我就是从这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适时而起，其领军人物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更是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进行比较分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

　　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发展，使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迅速增长。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爆发的１０多年间，中国产业工人由１０万人增加到２０万人，仅翻了一番；而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五四运动前夕的不足１０年间，中国产业工人发展到２００万人左右，增长了１０倍，并且开始成为觉悟的社会集团。无产阶级形成、壮大并走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阶级基础。

　　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路径。这个过程就好比登山，从一个较低的台阶迈向一个更高的台阶。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立即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所不曾具备的全新特点：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有明确的革命纲领，制定了具体的分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目标；有联系群众的作风，坚决彻底地发动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成为凝聚人民群众的核心力量。而这些特点，都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所缺失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年长者，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陈独秀等人，早年都参与过同盟会，投身于辛亥革命之中，年轻一些的毛泽东、瞿秋白等也在武昌首义爆发后支持过辛亥革命，他们因为有着对辛亥革命教训的深刻认识，在此后的革命实践中特别注重发扬共产党的这些全新特点，将千百万工农群众聚拢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而人民群众也在各种政治思潮和政党组织的对比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革命性与战斗性，自觉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行动起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２８年的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使中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跨越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改变了１８４０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扫清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制度障碍。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找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实现了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富裕与现代化建设联系在一起，把民族复兴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又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惠及亿万人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

　　（五）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自己视为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和最忠实的继承者，将“振兴中华”这一几代中国人为之呐喊、为之奋斗、为之流血牺牲的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以振兴中华、天下为公为己任——爱国主义的光彩闪耀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辛亥革命志士为着理想可以抛弃身家性命，为着民族可以无视个人名利，奋起于民族危亡之际，致力于拯民水火之间。而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前仆后继，将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发扬到了极致。２０１１年清明，民政部公布，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先后约有２０００万名烈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目前有姓名可考的仅有１８０万左右。英雄的共产党人以及受共产党影响的进步群众，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为动力——改革创新的精神传承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在看到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后，孙中山不囿于先前精心设计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主张与制度，而是贴近实际继续探求真理，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在迄今９０年的历史中，也始终围绕引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不断探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科学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中华民族的复兴征程由此越走越稳。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国家繁荣富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服务人民的理念浸透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孙中山认为：“建设是革命的惟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总共只有４５天，但他在这一个半月中，通过《临时约法》共七章５６条，把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雏形勾画了出来。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同样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很快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更是以超过世界同期年均经济增长率３倍多的速度迅速发展，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三峡大坝、青藏铁路等孙中山在洋洋１０余万言的《建国方略》中为中国未来工业发展规划的宏伟蓝图，在今天的人民共和国都一一变为现实。当代中国不仅享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在国际事务中话语权日益加重，民生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人民的幸福指数一天比一天提高。

　　以党指挥枪为原则，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富国强军的追求体现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在分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一代文豪鲁迅曾指出：“最大原因还在于他（孙中山）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从辛亥革命乃至自身血的教训中，认清了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事业的核心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不掌握革命的武装，不坚持富国与强军的统一，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就得不到有效保障，中国就无法傲立于世界的东方。人民军队创建８４年来，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保持了统一的意志、坚强的团结、铁的纪律和强大的战斗力，无坚不摧，无往不胜。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２年来，始终坚持富国与强军的统一，才维护了国家的权益、民族的尊严，赢得了发展的机遇。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地走富国强军之路，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六）

　　在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之际，海峡两岸都在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一开启中华民族复兴之门的重大历史事件，纪念孙中山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而纪念孙中山先生最好的行动，就是海内外中国人一道共同奋斗。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要求。不能想象，一个尚处于分裂分治状态、常为外人所挑唆内斗的国家，却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充分尊重，却能够令其国民拥有民族振兴的荣誉感、自豪感。

　　孙中山当年就曾多次指出，“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的，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无论就国势，还是就民情而论，“均无可分割之理也”。对于辛亥革命初年主张南北分治的言论，孙中山更严厉谴责说，为什么要把向来统一的国家再来分裂呢？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鼓吹中国分裂的言论是卑劣之言，制造中国分裂的人是中国之仇敌。

　　１００年前革命先行者的洞察明鉴，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

　　毛泽东主席１９５６年在纪念孙中山诞辰９０周年时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呼唤。中国共产党关于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也始终是明确的，谋求祖国和平统一和两岸人民福祉的主张始终是真诚的。近年来，两岸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更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全面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扩大两岸各界往来，共同反对和遏制分裂活动，切实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这不仅符合海峡两岸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艰难曲折自不待言，关键是中国人心要齐，劲要足。为两岸同胞谋幸福，为中华民族创未来，这是一切孙中山革命事业继承者的份内责任，无可推卸。

　　（七）

　　１８９４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拉开了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通过艰苦奋斗改变自身命运的历史序幕。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前夜，毛泽东响亮地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他关于“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的预言，抒发了一个挺直腰杆站起来的民族坚定地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豪情。

　　１９８１年，“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响彻改革开放的神州大地，奏响了一个锐意进取的民族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跨越发展的时代强音。

　　从救亡图存，到民主革命；从建立新中国，到改革开放；从推动科学发展，到构建和谐社会……革命先贤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正在变成美好的现实！

　　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要把如此庞大的人口带入现代化。中国人民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探索、去创造，而且事实上也逐步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马克思说过，如果斗争是在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革命导师斯言，可作为对身处一个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的集体褒扬。

　　自豪之余，我们当牢记孙中山去世时留下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振兴中华，是百多年前中国人的集体梦想，是百多年来中国人的共同追求，更应该是今天及以后中国人的自觉行动。惟其如此，我们才不会辜负辛亥革命先贤的一片碧血丹心。